证券开户前平台查询避雷 抛弃怀孕原配、以死相逼强夺人妻，诗情澎湃的他究竟有多渣

他的葬礼那天，很多人是含着泪来的。有人捧着早已翻黄的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，有人带着孩子，一边排队一边低声念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人群里有人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他一辈子都在写爱——对土地，对人民，对母亲，对女人。”这话一出口，仿佛整个人生，被一句话点透了。

这个人，就是用一支笔，把自己的一生剖开给时代看的艾青。

如果只看履历，他是诗人，是“人民诗人”，是和聂鲁达、希克梅特并列的二十世纪三大“人民诗人”之一，是写出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《我爱这土地》《太阳的话》的那个人。但要把他放回到命运里去看，你会发现，他先是一个终身在“爱”里挣扎的孩子、丈夫、父亲，然后才是一个诗人。

他出身优渥，却从第一分钟起就被命运翻了个面。

1910年3月，浙江金华东郊畈田蒋村，一个地主家迎来了男孩。父亲蒋忠樽上过新式学堂，剪辫子，算当地“开明人”。按理说，这孩子该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。可命理先生的一句话改变了一切——“这儿子克父母，是你们的克星。”

理由荒唐得几乎让人想笑：因为他的母亲难产了四十八个小时。这一笑，却是他一辈子都解不开的心结。

刚出生不满一刻钟，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熟悉生母的体温，就被送到了五里外的大叶荷村。抱走他的女人，不是亲戚，不是奶妈，是一个命运更苦的女人——童养媳出身，第一任丈夫早亡，又改嫁，一共生了五个孩子，日子穷得透光。

后来，为了给他足够的奶水，这个女人亲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溺死了。

这个女人，就是他诗中一再唤起的“大堰河”。

真实的名字，被时代淹没了，连艾青自己后来回忆，都说不出她的本名，只记得那个村庄的地名，音同“大堰河”。他不是给她“取了个好听的名字”，而是抓住命运留给他的最后一点线索。一个苦命农家女，把亲生骨肉送进水里，只为养活一个被亲生父母“克”走的地主少爷。这种残酷，只有那个时代的土地和旧礼教能孕育出来。

多年之后，一个已成名的诗人坐在书桌前，写下：

“大堰河，

我从没有见过你，

在你的坟上

长着那么多稗子。”

那些字里行间，藏的不是抽象的“人民”，而是他吃奶的咽喉眼，是一整个童年的愧疚和感恩。

他5岁那年，才被亲生父母接回家。回去了，却不能叫“爹娘”，只能叫“叔叔、婶婶”。这个细节，在家谱上根本不会留下痕迹，却像一把钝刀，慢慢割。他后来反复说：“我等于没有父亲。”父亲弥留，他没有见最后一面，葬礼也没去。这个“等于”，不是愤怒的夸张，而是一个从小被“送出去”的孩子，对血缘关系的冷感。

对亲生母亲，他一直有一种复杂而冷的恻隐——对方晚年悔悟、愧疚，他能理解，但那种理解更像是看着一个可怜的女人，而不是“妈妈”。他知道，无论如何补偿，都填不回去那个被割裂的童年。

于是，压抑、怨愤、委屈全都往一个出口涌：写。他靠着文字，像一个终于拿着刀的人，反过来解剖那些年压在自己身上的东西。

十八岁，他考进了杭州国立艺专。就在他刚刚踏进艺术世界的门槛时，远在乡下的大堰河病死了。她死得很安静，很穷，很草草：

“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，

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，

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，

大堰河，她含泪地去了。”

他没能回去送她最后一程，只能靠想象复原那块长满稗草的坟地。大堰河的死，几乎就是他内心理想中“母亲”的死。这个缺口，从此被他不知疲倦地用诗去填——后来你看到他笔下有那么多母亲的形象，哪一个背后，没有一点大堰河的影子？

如果说对大堰河，是一个受过伤的孩子对“母爱”的紧抱不放，那他对爱情的追逐，就更像是一个永远不觉得自己被足够爱过的人，在不断加倍索取。

19岁，他去了巴黎。这是他生命里第一次远远离开中国土地，也是他第一次真正尝到“爱情”的味道。

那时的巴黎，还算不上今天游客朋友圈里的浪漫符号，但对一个从金华、杭州直线抵达欧洲的年轻人来说，这里就是另一个宇宙。画室、咖啡馆、塞纳河，满街都是他从书里认识的词变成了景。真正让他晕头转向的是一个人——教他法文的波兰姑娘。

她活泼可爱，金黄的卷发，笑声清亮，谈起诗歌、绘画、音乐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两个人在异乡，他在她身上，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跟血缘完全不相干、没有礼教和安排的“亲近”。

“你金黄的鬈鬈长发

在我的眼前

展开了一个

幻想的多波涛的海。”

这段感情，很可能连“恋爱关系”都谈不上，更多像是一段暧昧得带点怯生生的心动。没有山盟海誓，没有疯狂决裂，只因为他要回国，就这样散了。但对一个19岁的男孩来说，这种被理解、被欣赏的轻盈感，像一道光，照进了他从小缺乏温暖的心底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记住的是她身上那种自由的味道。

回国后，他还沉浸在巴黎的余晖中，现实却毫不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出旧社会的戏——包办婚姻。

对象是他的表妹张竹茹，清秀安静，家庭背景相当，亲友都觉得“门当户对”。对她来说，这不过是一场理所当然的人生安排；可对刚从巴黎回来的艾青来说，这是一纸把心门关死的契约。

他们还是有过一段安稳时光的。女儿出生，家中有过笑声。只是，他们之间真正能聊的东西，似乎不多。一个脑子里翻涌的是巴黎、诗、革命的新思潮；一个被教育成好妻子、好母亲，讲的是规矩、节俭、家务。两个人坐在一张饭桌上，像是住在两个时代。

真正改变一切的，是一场发生在清晨操场上的笑声。

1936年，艾青在江苏武进女子师范教国文。那天早上，一群女生在操场学骑自行车，一边歪歪扭扭，一边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个在校园很有“粉丝基础”的艾老师，被她们拉过去示范。他也爽快，接过自行车，摆出一副“我很会”的样子。偏偏车不争气，晃晃悠悠朝墙撞去，他整个人摔了个四仰八叉。

女生们炸了营似的笑了，一片尖叫。其间，一个梳娃娃头、露着两颗小虎牙的女孩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。灰色学生装在晨光里镀了一层暖橘色，清爽、明亮、毫不设防。

就在那一刻，他看痴了。

这个女孩叫张月琴，14岁，初三，能歌善舞，是女校公认的校花，也一直把艾青当偶像。她崇拜他的才华，他被她的青春勾住。那种感觉很难讲——既不像巴黎那样“平等对话”，又不是家庭里那种沉闷的义务，而是一种被人仰望、被人依赖的满足。

艾青开始用最拿手的方式追求——写情诗。他一首首送，她一封封藏。对她来说，这就像被某种光照中；对他来说，这像是在缺爱的人生里终于抓住了一块热腾腾的甜点。

这段师生恋在那个时代，当然会引来巨大的反对。张父发现后极力阻止。没过多久，艾青因为政治言论“过激”被学校辞退，被迫离开。两人开始写信，也开始承受现实的拉扯。

张月琴的父亲经商失败，家里变天，她被迫中断学业回广西。抗战爆发后，她加入当地抗敌演剧队，改名“韦嫈”。那时候，改名是很多人的共同命运，既是对旧身份的切断，又是对新道路的宣告。

三年后，他们在桂林重逢——他是《广西日报》副刊编辑，她已是抗战剧团的骨干之一。

这一次重逢，像是命运专门安排的“加码”。一个是从旧婚姻里一路挣扎过来的“新诗人”，一个是从小女校生长成投身抗战的“新女性”。两人再次擦出火花，几乎毫无悬念。

张月琴的姐姐希望她去贵州读大学，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命运——知识女性，自我成长。但站在她对面的艾青早已在内心下了决定。

榕湖边，风吹得厉些，他忽然冲到湖边，回头大喊：“没有你我就不活了。如果你要走，我就跳下去！”这样的场景，放在今天，可能会被很多人定义成“情绪勒索”，甚至“精神控制”。但在那个战乱、集体情绪激烈的年代，这样的表白反而被视为极致的真诚与浪漫。

韦嫈吓坏了，又深深被震撼。她看着这个为她寻死觅活的大男人，心里认定：他如此不顾一切，一定是“真爱”。剧团要去梧州演出，他怕再一次和她分离，竟把她反锁在家里，不让她走。17岁的她，在这股疯狂、霸道、热烈的爱情面前，彻底缴械。

她违背家人，义无反顾嫁给了这个大她12岁的诗人。

而千里之外，一个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女人，拖着沉重的身体从浙江奔向广西。张竹茹收到离婚通知书时，几乎不敢相信。她赌的是“他只是迷糊一时，会回头”，于是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奔赴广西，想当面求他回心转意。

等她见到的，却是他身边那个17岁的女孩——年轻、灵动、完全沉浸在爱情的幻光里。

站在他们面前，她大概很快就明白，这不是靠眼泪和道德能争回来的东西。她什么也没能争到，只留下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，转身离开，从此不知所终。

这个婴儿，很快也夭折了。

一段新的爱情，就这样用两个女人的破碎和一个孩子的小小生命做了代价。那时候的艾青，大概并不真的愿意细想这笔账。他和韦嫈婚后，确实有过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——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，他们相互扶持，生儿育女，一同投身革命宣传。

1940年前后，韦嫈怀着八个月身孕，坚决要去延安，他想去香港，她想去陕北。一次人生的大岔路口，两个人分歧很大。最后，是她的坚持赢了。她独自踏上去延安的路，中途辗转，历尽辛苦。那时候，武装割据、战乱频仍，普通人跨区移动，危险重重，一个大肚子的女青年，几乎拿命在走路。

而他在桂林，思妻成狂，彻底放弃香港的想法，决定追随她。他和几个朋友化装成国民党军官、家属，一路冒充，一路被盘查，前后被查问了四十七次，才终于在硝烟中抵达延安。

这一次重聚，是他们生命里的第二次“重逢”。不同的是，上一次是在榕湖的温情水波中，这一次是在延安的黄土地上，在窑洞、土炕、简朴的灯光下。

在那里，他用胶泥为妻子塑出了一个浮雕头像：眼睛大而灵动，嘴唇薄，微微上翘，看得出其中寄托着多少爱意。这尊头像，被韦嫈视作至宝，一直珍藏。那个年代，有条件给爱人“做雕塑”的人不多，他的这份心意，的确是真切的。

可爱情的雕塑与爱情本身，终究是两件事。泥土可以在那一刻被塑成永恒的形状，人和心却会在时间里不断变化。

延安岁月，对他来说，是政治觉悟和创作都迅速成熟的时期。他正式改名“艾青”，取“艾”与“爱情”谐音，也用“艾”这个荒野之草，暗自回应自己的出生地。他写出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，写出《向太阳》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这些后来被一代代人背诵的诗。他的边界，从个人命运扩展到民族、国家、土地。

但在家庭的小屋里，他并不比普通男人高明多少。延安往后的日子，柴米油盐、孩子哭声、生活琐碎，慢慢把当年那个被他视作女神的少女，浸泡成一个身材走样、整天围着灶台转的普通妇人。

他创作高产，精神世界汹涌澎湃，看到的、思考的、写下的是时代的风云；而她消耗在油烟、冷水、孩子的病和学费里。人与人之间，肉体贴得越近，心有时候反而走得越远。

曾经，他以死相逼求来的爱情，如今在他的眼里，也开始变成一种枷锁。

1950年代中期，他已经是全国著名的诗人，调到中国作协工作。那一年，一个22岁的年轻女编辑走进了他的生活。

她叫高瑛，1955年调入作协，比他小23岁，同样爱文学，对诗歌有着敏锐的感受力，谈起作品来，眼睛闪闪发亮。这种神采，是一个久在厨房与育儿之战中挣扎的中年母亲，很难再保持的。

工作中，他们常常碰面，谈稿件，谈创作，谈世界。白天，他在办公室里和她聊得热火朝天，晚上回家，却在饭桌上和韦嫈沉默相对，空气冷得像要结霜。这样的反差，一天一天拉开。

高瑛的命运，也同样不易。18岁那年，她被谭谊骗婚，婚后才知道，乡下已有一个原配妻子在等着她的“丈夫”回家。她被生活戏弄过，心底对“真爱”既渴望又警惕。

艾青看见她身上的伤痕，心里的热烈被重新点燃。这一次，他不只是一个诗人，更像是一个自许的“救世主”——要去拯救这个被欺骗的年轻女人，也顺便拯救自己在一段渐渐窒息的婚姻中失去的浪漫。

韦嫈察觉到了丈夫的改变。她没有大吵大闹，而是本能地想抓紧这段婚姻——就像当年17岁的她，被他的死缠烂打绑进婚姻殿堂一样。她拒绝离婚，她甚至把他告上法院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官司，不止是家务事，而是要经单位、组织、舆论“审判”的。

与此同时，骗婚的谭谊也跳出来，把艾青和高瑛告上法庭，控诉他们是“破坏他人婚姻”的罪人。那几年，关于他们的流言，在文艺圈、在一些小报、在背后的耳语中一层层发酵。

一个被很多青年奉为“人民诗人”的人，突然被贴上“陈世美”“婚姻破坏者”的标签，那种反差，对他来说，是一次残酷的照镜——镜子里的自己，不再只是为国家呼号的诗人，也是一个伤害他人的男人。

这场婚姻大战拖了整整五年。其间，孩子们夹在中间，亲眼看着父母相互控诉。他的次子艾轩，后来成了一位重要的画家，却始终无法完全消化童年的创伤。他成年后曾说，“我是艾青避孕失败的产物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冷，又带着几分残忍的自嘲，背后，是对父亲长期未曾真正关注他这个孩子的控诉。

1955年，韦嫈终于同意离婚。那一年，两个成年人相互折磨到筋疲力尽，几个孩子的童年也被撕扯出无数裂口。

第二年，历经劳教、审查、高压舆论的高瑛，终于嫁给了艾青，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。

这场来之不易的“爱情胜利”，却只享受了一年多，命运的另一记重拳就落了下来。

1957年，艾青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开除党籍，离开北京，发配到新疆农村劳动改造。他从延安时代的“革命诗人”，骤然跌成“思想问题严重的改造对象”。

在北疆荒凉的风沙里，他的精神几乎崩溃。夜深人静时，他会突然从床上坐起，大喊大叫，用头猛撞墙。那些年，他的诗歌几乎被迫沉默，他那只擅长描写“太阳”“土地”的笔，被压在干裂的土地下面。

在所有人都远离的低谷中，高瑛没有离开。她跟着他去了新疆，住简陋的房子，吃糙米、馍馍，干繁重的劳动。有时，看着他精神恍惚，她只能紧紧抱住他，反复对他说：

“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跟着你。要死就死到一块。”

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张，但放在那个年代，对一个被打成“右派”的诗人和他的妻子来说，并不夸张。她在他最低处没有放弃他，成了很多后来人的印象——“第三任妻子里，这位陪他最苦。”

当然，这些苦，也不是诗歌里那种浪漫化的“苦难”，而是一顿饭怎么吃饱、孩子将来怎么活的问题。他们在新疆，把日子一点点熬成了生活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。

1979年，拨乱反正的潮水终于淹到他的脚边。艾青被平反，恢复名誉。那一年，他已经69岁。一个人如果有两次青春，他的第二次青春，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。

他重新回到文学前台，重新提起笔。他写《在浪尖上》《光的赞歌》《鱼化石》《镜子》，写拓荒者、矿工、农民，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的奔涌。他把个人痛苦尽量压在底层，把更多笔墨，给了这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国家。

晚年的他，头发花白，眼睛却仍亮，站在讲台上，面对一群年轻人朗读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他的声音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激扬，却有一种经过风沙打磨的沉稳。

1996年5月5日，他走了。离去的时候，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，也带着一生没能完全解开的纠结——关于父爱、关于母爱、关于婚姻和爱情。

那些年，他被称为“人民诗人”，是时代为他戴上的最高桂冠。他的笔，确实为土地、为人民、为历史吹响过号角，为苦难者发过声。他对大地的爱，对工农兵的爱，是真诚的；他在新疆被放逐时对苦难者的同情，也不是虚假的姿态。

可与此同时，他作为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，身后留下的，不只是赞歌，还有裂缝。张竹茹、韦嫈、高瑛，每个人都在他的人生中付出了不同的代价。孩子们，有的选择理解和原谅，有的直到成年仍旧怨气难平。

他晚年说过一句话：“不幸的婚姻是无期徒刑。”这句话的力道很重。它像是在替自己平反，也像是在反思。他一生极度追求“幸福的感觉”，憧憬那种灵魂相通、热烈燃烧的爱情，可在现实里，这种极致的追求，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种盲目和自我中心。

童年被抛弃的经历，让他对“被爱”的渴望永远超标。当他要爱的时候，是要不顾一切的，要对方奉献一切，也要求自己“轰轰烈烈”；可当这种爱落地成生活，变成每天重复的碗筷、账单、孩子哭闹，他又很容易对现实生出厌倦和逃离的冲动。

于是，一个心里永远有缺口的人，用写诗弥补这个缺口，用爱情填补这个缺口，也用“人民”“土地”这些更宏大的对象，来覆盖内心的空洞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人生比任何单一的标签都复杂得多。他既是那个跪在大堰河墓前、永远愧疚的“儿子”，也是那个在榕湖边大喊“没有你我就不活了”的“恋人”，是新疆冷夜里撞墙大喊的“右派”，同时也是站在讲台上朗诵“我爱这土地”的“诗人”。

评说这样一个人，很难用一句“好”或“不好”概括。他的作品，不容否认地影响了几代人，让无数普通读者第一次从诗歌中听见土地的心跳；他的私人生活，也的确伤害了那些本该被他好好保护的人，让他们一生都带着阴影。

时代给了他巨大的舞台，也给了他沉重的考卷。他用诗歌，写出了一部分答案；至于作为丈夫、父亲那一部分，大概只能留给后来人，在唏嘘和警醒中慢慢咀嚼。

艾青的一生，也许就是这样一首没有完全押好韵的长诗：前半段激昂、锋利、充满理想；中间段纠缠、混乱，时常跑调；到了尾声，声音低沉，却更接近真实。

他用文字吹响了时代的号角，把心永远系在土地和人民身上；他也在爱里一路跌跌撞撞，用一生的遗憾，提醒后来的人：在追求极致的爱情之前证券开户前平台查询避雷，别忘了，身边那些愿意为你默默煮饭、洗衣、带孩子的人，也同样值得被温柔以待。